香港工會運動經歷了八九民運、九七回歸和零三年七一
<作者註:此文修改後,將會放在民間人權陣線一本"十年回歸"刊物內.>
(圖一：大家猜那個放聲大叫的男人是誰,他就是AMRC的梁寶霖。）
香港回歸祖國十年，究竟香港的勞工階層經歷了什麼環境的轉變？什麼團體提出什麼勞工的要求？筆者嘗試用勞動節的五一勞工活動作為切入點去看二十年的工運，看看它在不同年代經歷什麼環境，提出什麼要求，帶領幾多人在街上或酒會上表達要求。於1986年香港勞工運動有兩大工會聯合會（包括香港工會聯合會(工聯會)（1948-），港九工團聯合總會（工團）(1948-)及一些勞工團體（例如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和勞資關係協進會）。目前香港勞工運動則有四大工會聯合會，除了工聯會和工團外，還有香港職工會聯盟（職工盟）(1990-)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(勞聯) (1984-)。根據港大民意調查機構的統計，支持度較高的政治團體主要是工聯會和職工盟。工聯會有221個屬會和贊助會，聲稱代表30萬工人、職工盟則有85個屬會，聲稱代表17萬工人、勞聯則有59屬會，10個贊助會，總共有69個成員，聲稱代表6萬工人；工團則有50個成員，其它資料則不詳。工聯會和勞聯在這方面的架構相近，大家皆有贊助會。
本港工會聯合會有別於許多非牟利機構，它們的理念相當廣闊，無論它們強調批判還是忠於國家的政權，它們與政權有不解之緣，甚至它們是在回應香港和中國的政治環境下而誔生。所有聯合會均強調自己關注勞工、社會和政制事務，內部成立不同的委員會處理不同的事務。在自我身份方面，工聯會強調自己是涵蓋最廣行業的工會聯合會，代表「基層」，貫徹「愛國、團結、權益、福利、參與」的工作方針，並向會員及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，它稱自己為「愛國工會」。職工盟強調自己是「自主的」工會聯合組織，「不依附權勢，獨立於任何政權、政黨、財團」，爭取目標是「團結、飯碗、公義、民主」。勞聯則強調自己的目標是「團結勞工階層，爭取合理權益，參與民主改革，促進社會繁榮」，採取「獨立」、「持平」、「務實」的路線。
香港的工會身份一直得不到英國政府的認同，更不享有非牟利慈善機構的地位，故不符合申請私人和政府基金的資格，以維持自己的工作。有鑑於此，它們大多倚賴工會會員和知名人士的捐款，和開拓自己的生意。早期許多工會因獲得工友捐款購買了自己的物業，而近期成立的工會則倚賴聯會的財政和人力支援，大多數沒有會址。香港回歸中國後，工會的聯合會的認受性逐漸增加。它們開始發展分支的社會福利機構，以覓生存。若工會的聯合會（例如，工聯會）得到國家和知名人士的認同，便有利它們開拓新的生意和服務；倘若一個聯會矢志批判和改革政權的制度（例如職工盟），便很難得到「愛國人士和愛國機構」認同和支持，再加上，若香港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沒有相對獨立的地位，它的生存會更困難，於2006年中，報紙刋載職工盟面對財政困難，需要支持者每月定期捐款給它。
今年2007年五一勞動節，職工盟將舉行一個名為「爭取尊嚴工作 改善生活質素」的遊行，主題反映了職工盟認為最能取得外界工友及其它人支持的信念，在這個主題下，具體的爭取目標是立法制訂最低工資、規管工時、恢復集體談判權法例、立法保障兼職工及合約工、改善職安及工傷法例、杜絶欠薪事件和要求合理加薪，具體要求的次序也反映了工會關注的優次。筆者本想發掘今年工聯會如何慶祝五一勞動節，但奇怪地五一的活動內容沒有出現在工聯會及其屬會的會訊，只有6月16日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晚會的消息。職工盟則較早刋登五一遊行的訊息，例如在網上宣傳和在街道的欄桿上掛滿橫額，並呼籲外間的工友參與，但是工聯會則沒有在公眾層面上呼籲工友參與它的活動。到了4月29日，工聯會聯同立法會議員在遮打花園集會，約500人參加，它們繼續要求政府就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立法，二，要求盡快檢討外判制度，三，為兼職員工另訂規例，以保障他們的權益。另外香港建築業總會則要求推行新工程，增加就業。今天的勞工團體雖然有參與退休保障聯席，但現實的訴求已不見了退休保障，它們較著力關注近十年的貧富懸殊，低工資、長工時、外判、零散工作及就業的問題。
由1986年到2007年，工會的聯合會開始漸漸活躍起來，有些工會由聯席變成聯盟（如職工盟），但有些聯會（如工團）則在傳媒上減少出現。1992年，天主教教區成立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，在坊間又有一些有工運背景的女性組織者成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。假如筆者以工會聯合會的個人會員總數50萬人作為基數，不考慮會員重疊等因素，即有百份之14的勞動人口是工會會員，再根據五一勞動節的遊行或集會人數，取最多的數目約5000人，換言之，工會只能成功動員百份之0.14的勞動人口參加遊行。據Fraser Institute 的2006年報告，香港於2004年是一個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，香港政府亦引以為豪，試問政府、商會和僱主團體怎會害怕動員能力低的工會，主動接受一些明顯干預資本主義文化的勞工法例呢？以下筆者將描述一下1986-2007年五一勞動節的活動：
中央公積金
1986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由49個獨立工會和勞工團組成的聯委會在遮打花園舉行燭光晚會，要求政府將五一訂為法定假期、設立中央公積金，爭取集體談判權，改善破產基金的法例及設立不公平解僱法例等。工聯會除了表達上述要求外，又呼籲擴大愛國愛港團結，促進安定繁榮等，但報章上，很少報導香港工聯會的慶祝活動。
1987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由141個工會組成的「勞工界基本法聯席」草擬了一份聯署信要求政府研究設立中央公積金，確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及將五一訂為法定有薪假期。工聯會主席鄭耀棠在慶祝五一的聚餐宣讀聯署聲明。另外香港僱員工會聯合會和勞資關係協進會也發表五一宣言，除了上述要求外，他們還要求爭取建立八小時的工作制度，傷殘人壽保險，訂立不公平解僱條例等。
1988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由17個成員會組成的香港僱員工會聯合會發表聲明，呼籲工人繼續爭取設立中央公積，公修訂長期服務金法例。這個聯會已經解散了。
輸入外勞
1989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越230個親中、親台和獨立工會在大會堂發表聯合宣言，反對商界要求政府放寬輸入外地勞工，他們一致指出香港沒有勞工短缺。除此，他們要求立法規定五一勞動節為有薪假期，訂立長遠的，整體的勞工政策，全面檢討現行勞工條例，確立職工會的地位，認可集體談判權，及訂立勞工的退休保障制度。發起人是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勞方委員及立法會勞工界代表。另外13個勞工團體（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號召）則在尖沙咀中間道公園舉行五一團結大遊行，他們反對輸入外地勞工，反對廠商搬返大陸，剝削港人就業權利，沿途因更改遊行路線，更與警察發生衝突。
1989年中國民運是香港工會運動的分水嶺，它改變了俗稱「左」「中」「右」工會的關係，所謂左、中、右是以忠於或批判國家政權作為區分的標準。
中國工運和民陣
1990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報紙報導新自由派的勞工團體和民運組織，及親中的工聯會均有舉辦慶祝活動，「不過，無論在活動的形式以致表達的主題方面，它們均有迴異。」「前者是以街頭派宣言、集會及遊行，表達對勞工階層近期備受通賬及加風而起煎熬的關係，以及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參與去年民運而被補的內地工人的心聲；而後者則以酒會形式歌頌勞工階層在本港過渡期前後的貢獻，以及重提五十年不變等語調。」職工盟於1990年成立，在90年的五一勞動節，它於不同地區派發傳單。另外「四五行動」（它也成立於89民運後）17名成員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，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補民運人士；而工聯會則舉行慶祝會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長在酒會上表示，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變，先保持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；周南又表示「在港具悠久歷史的愛國工人團體----香港工聯會，在未來日子裡，有必要在廣大工人中，加強愛國主義的教育，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，強調愛祖國和愛香港是密不可分。」1990年7月15日工聯會鄭耀堂批評政府公佈的中位數工資，他認為顧主會將最低工資看成最高工資，拒絕加薪。
1991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職工盟與國際特赦協會舉行展覽會，晚上工盟則到新華社門外舉行燭光晚會靜坐，只有十多人參加，他們宣讀聲明，拉起「組織工會無罪」的橫額，要求釋放被補的中國的「工自聯」工人。另外「四五行動」十幾名成員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，後與職工盟一起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補民運人士。
輸入外勞
1992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職工盟及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等工會約30名代表到港督府請願，職工盟的主題是「殺到埋身，豈能啞忍，輸入外勞，悲鬱難訴」，發言人宣讀宣言，呼籲打工仔團結起來，爭取合理工資的權利，充份就業權利，社會保障權利，維持生活質素權利及將五一列入為有薪假期。同時爭取工人就業保障聯席表示要求立刻停止輸入外地勞工，開展培訓課程和設立完善保障制度；香港工聯會七名代表則到勞工處請願，要求署方關注勞方失業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工聯會晚上舉行酒會，要求為五一訂立法定假期，停止輸入外勞，制訂勞工政策，提供就業，轉業和再培訓機會及設立退休保障制度。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有出席酒會。由於1992年政府輸入外地勞工，所以全港職工會舉行代表大會表示反對繼續輸入第三批外地勞工，保障本地工人就業、爭取集體談判權、增加勞工界立法局議席，提升勞顧會的法定地位及將五一列為有薪假期。
1992年9月港九工團聯合會要求港督Mr. Patten實行最低工資。
1993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與港九工團聯合會總會遊行到港督府請願，要求把五一列為法定有薪假期。而十幾名職工盟代表則遊行到新華社，要求中國政府容許工人成立獨立自主工會，保障工人集會結社權利。工盟把請願信放在門牌上便離去。
退休保障和栽員問題
1994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職工盟舉行花車巡遊，呼籲港府將五一訂為有薪法定假期，當天也有論壇討論設立「不公平解僱法」。香港工聯會則促請港府制訂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政策，為工人設立投訴途徑。另外勞聯及工團則到港府請願，要求把五一訂為法定的假期，放寬現行職工會條例規定，令工會可自由地參與外地勞工組織，並要求政府承擔老人退休金計劃供款。它們稍後到新華社請願，要求中國政府尊重國際勞工公約及訂立完善勞工法例。94年5月港同盟提最低工資保障本地工人的工資受輸入外勞的影響。
1995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天主教團體的聯席要求設立最低工資點，四五行動則要求政府設立最低工資和失業援助金；工聯會則舉辦展覽和簽名運動，要求政府盡快實行「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法」和「不公平解僱法」。職工盟則反對輸入外地勞工，認為外勞會搶走本地勞工的飯碗。1工團也要求政府定立本地工人優先就法，及停止輸入外地勞工。
爭取工會的基本權利
1996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40名代表向政府遞交十萬名簽名要求政府將五一列為有薪假期，職工盟則聯同街坊工友服務處等遊行到政府總部，口號是「捍衛就業權 團結反對剝削。」，街坊工友服務處和天主教團體又要求保障員工就業權，反對僱主向員工無理解僱。2
1997年7月1日。香港正式回歸中國。
1998年國際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40名代表向政府遞交１7萬名的簽名要求政府增加就業機會，設立失業援助金和停止輸入外地勞工；職工盟、街坊工友服務處和天主教團體舉行遊行，約有一百人聚集政府總部，要求恢復被廢除的勞工法例(包括集體談判權和組織工會權)，又要求設立最低工資和失業援助金。
1999年五一勞動節正式成為法定有薪假期。同年職工盟提最低工資。
失業、外判、低薪、欠薪、邊緣工友
1999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則動員1000名人士舉行慶祝「五·一」勞動節集會﹐以歌唱及活報劇的形式表達本港工人長期致力爭取「五·一」為法定有薪假期的歷程。它又促請政府推行「就業優先」的經濟發展策略，以創造就業、追求高就業為首要目標；職工盟則動員300名人士參與五一遊行，高呼「反失業、抗減薪、保飯碗、衛專嚴」口號，提出八項要求﹐包括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﹔設立最低工資制度﹔反對以合約制聘請公務員﹔增加政府開支﹐創造就業機會﹔設立失業保障﹔制訂反歧視工會條例﹔反對政府服務私有化﹔立法禁止年齡歧視﹔以及減低交通費和能源收費。
2000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舉辦慶祝‘五·一’國際勞動節強積金權益墟﹐增加工人對強積金計劃的認識。職工盟以「安穩工作、合理工資」為行動口號，動員600人參與行動，要求﹕（一）設立最低工資﹐爭取八小時工作制（二）政府應積極創造就業機會﹔（三）確立集體談判權（四）反對政府服務外判（五）反對社福服務一筆過撥款及製造假的公務員改革措施。於2000年李卓人在立法會提出最低工資動議，除了勞工界別的議員，直選議員和功能組別議均反對最低工資立法。
2001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曾慶祝“五·一”國際勞動節，舉行酒會和「僱傭模式與僱員權益保障」論壇，要求政府修定僱傭條例。職工盟和多個團體動員一千三百人遊行反對‘外判化、散工化、貧困化’和要求訂立最低工資。
2002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在維園舉行職業招聘和互助自強的集會，而職工盟則照舊遊行要求設立最低工資和規管工時，有五百多人參與。
2003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500名成員在遮打花園舉行「保障勞動權益者」集會，並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加強執法，打擊欠薪和促請僱主遵守法例3。而職工盟則舉行一「官商勾結大無良」的遊行，爭取「集體談判權、最低工資和工時限制。」，有五百多人參與。
2003年7月1日50萬人參與反23條和還政於民，相比92-95年的民主運動，香港出現較強的民主訴求，參與遊行人數增加。
2003年7月後，工聯會在五一勞動節好似開始改變，多用動員和遊行的方式加強對政府的要求，突出它在工運的位置。而職工盟則以一貫的方式，用動員及遊行方式針對及嚴厲批評政府和大商家。
2004年立法會選舉後，工聯會全力要求最低工資立法。
2004年五一勞動節，工聯會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題為「創就業 增工資 反對無償工時」的「五‧一」集會，有一千多人遊行至政府總部，向政府反映僱主侵害勞工權益的情況，並促請政府創造就業，加強執法；而職工盟則舉行「抗議官商勾結」的爭取勞動保障遊行，遊行人士批評「政府不理工人死活」「反外判，反散工化」，又反對人大就基本法釋法，遊行有一千八百人參與。2004年10月立法會提出立法規管工資及工時，泛民主派，民建聯，和工聯會支持動議，但在分組點票及自由黨、泛聯盟和部份議員反對下，該動議遭否決。
2003年7月1日後，職工盟提民主工運
2005年在「五‧一」勞動節前夕，工聯會伙同三位勞工界議員和六名勞顧會勞方代表（「三加六」）舉行集會遊行，它要求製訂最低工資，制訂標準工時，設集體談判權，解決在職貧窮，反外判反私營化帶來的剝削和合理加薪。與以往行動只批評僱主的問題有點不同，它今次行動隱含針對政府，遊行約有三千人參與。在5.1，職工盟則除了透過遊行爭取上述工聯會提出的六大訴求外，更爭取民主普選，以助爭取勞工權益，它的主題是「飯碗保障、掃走貧窮、共享繁榮及民主普選」，它界定此為「五一民主工運大遊行」。遊行參與者約有二千人。
2006年「五‧一」勞動節，除了酒會外，工聯會聯同多個屬會代表(100人)在中環皇后像廣場集合，然後遊行到政府總部，要求政府盡快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。它批評部份僱主蓄意剝削外判清潔工及保安員，迫工人無償超時工作、隨意壓低工資。4職工盟則動員二十多個團體和兩個外傭團體，約二千人參與遊行爭取最低工資、標準工時、合理加薪及反對外判。
2007年的勞動節，無論是工聯會，還是職工盟，它們最核心的訴求是爭取立法最低工資，規管工時，檢討外判制度和保障兼職工，雖然它們各自爭取，但是它們給予政府的壓力比2003年前更大。
經歷二十年，香港回歸祖國，五一勞動節已成為法定的有薪假期，除此之外，請問究竟香港的勞工法例還有什麼重大的轉變呢？當中有幾多改變是符合工會原初的爭取目標呢？另外，香港回歸中國十年，究竟政權的改變有沒有改變勞資的關係，以立法最低工資為例，究竟它對爭取立法有沒有幫助呢？假若沒有，香港人慶幸香港的經濟轉變沒有受到國家很大的干預，還是對它不理會勞資不平等的關係感到憤怒呢？
1 星島日報。1995年5月1日。
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. May 2, 1996
3 文匯報。「工聯會促保障勞工權益 集會要求檢討投標制度 避免判上判剝削工人」。2003年5月2日
4 工聯會。工聯會五一遊行報導。2006年5月1日。
原文：Plato
